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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如此复杂的价值观,显然不是“忠孝节义”所可网罗,即使勉强笼统地归纳到这四个字的大招牌下,其中亦有不少裂缝和褶皱,甚至常有冲突和矛盾,而亦正是冲突和矛盾驱动了情节张力,并引发阅读过程里的快感和愉悦,把读者迫到某个处境,不断叩问自己,何时应该顺从,又何时应该违拗。甚至某些金庸作品,会在“忠孝节义”的脉络下,用或明或暗的方式反讽、反思忠孝节义的存在合理性和荒谬性,暴露了忠孝节义的处处裂缝,以及其他的可能出路。

  《鹿鼎记》剧照

  金庸作品人物丰富,有铁杆愚忠者,有被迫忠诚者,有不屑逃离者,有私心伪装者,有飘然远引者,似难被忠孝节义的大帽子一网打尽。压轴的《鹿鼎记》是最佳范例,青楼之子韦小宝,以及他的江湖朋友,以及他的朝廷联盟,以至皇帝大人,各占其位以谋其私,忠孝节义并非不重要,但往往只是用来谋私的论述工具,生存固然不易,谋私却亦要讲策略,忠孝节义至此如同只供玩弄的“游戏语言”,忠者忤者皆没有认真对待。但金庸倒未停笔于策略层面,否则便变成商战或谍战戏了,他反而写出了在各式策略下面的挣扎和抉择,一味效忠的小说闷死人,一味反抗的小说亦甚幼稚,真正动人的是在忠与忤之间的摇摆和怀疑,以及此间的情和爱和义和报和仇。“舍身取义”、“鱼与熊掌”、“忠孝难全”……向来是困扰华人的传统价值两难困局,金庸作品用这困局精采呈现,打动了几代华人读者,是不难理解的事情。

  当然,尚有在这一切之上的天意和宿命,人在其下,常有万般无奈。所以金庸作品于曲折之馀另有一股淡淡的悲剧感,不过常受论者忽略罢了。

  《康熙大帝》《雍正皇帝》《乾隆皇帝》……凭借笔下五百万字的“帝王系列”三部曲,二月河备受海内外读者喜爱。他曾回忆自己写《康熙大帝》时的情形——

  天天熬通宵。晚上10点开始写作,写到凌晨3点睡觉。早晨7点半,天蒙蒙亮,他就起床点煤炉子煮粥,然后骑自行车买个烧饼吃,到单位上班。晚饭后睡两个小时,到晚上10点再起来写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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